甘地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伦敦政府努力阻止这场正在集聚起来的风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称为"两头政治"的行政体制。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过去大致相同，拥有一个委派的总督、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员是通过范围极其有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两头政治的原则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个省政府均由一个委派的省长、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组成，省立法议会70％的成员是通过极受限制的投票选举产生的。重大事务"保留"给省长及其咨询会议处理；次要事务如公共卫生、农业、医疗救济和教育等将"移交"给印度部长们处理。人们推测，如果这种"两头政治"即责任的分开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务从"保留"名单转入"移交"名单。

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拒绝接受英国人的改革建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戴尔事件的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认为英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过于苛刻，他们对这一条约感到震惊。为了向被围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基拉发运动"。甘地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斯林达成了协议，于是，所有的印度人这时都团结起来，既要求修订《塞夫尔条约》，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这种反应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两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完全独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加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的书籍。"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的东西。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几个月后，英国工党战胜保守党，组成了新内阁。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为工党以往一直批评保守党对允许印度自治这一问题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事实证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个原因是政府在镇压和让步的循环之间摇摆不定。继民族主义暴力之后是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图通过逐步让选举制生效来进行安抚。不过，许多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因为他们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仅穆斯林人数不到次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国大党声称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实际上，国大党内确有一个由著名的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领导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真纳提出在联合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但国大党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愿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纳进行报复，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总督欧文勋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国明确地制定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计划，并将召开会议作出安排。然而，国大党却于1929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要求完全独立的决议。3月12日，为了迫使英国人撤离印度，甘地又发起一场国民抵抗运动。他的战术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进行伟大的食盐进军。在海边，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这是向被他谴责为极不公正的政府盐税进行挑战的一个象征性行为。这场运动不仅得到很好的宣传、非常激动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为广大农民都痛恨盐税，积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骚乱爆发了：人们攻击政府的盐场，恐怖分子袭击官员，受到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的失业工人举行暴动。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狱，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约6万名追随者。

欧文勋爵知道单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1月26日释放了甘地，并说服甘地于3月4日签订了《德里协定》。政府同意释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为回报，国大党将结束抵抗运动。还将参加早几个月就已开始的圆桌会议。甘地亲自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势的、不太灵活的"国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运动再次爆发，但这时，这个国家已疲惫不堪，因而这一运动几个月后，便渐渐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将它作为制止暴力和推进自治这一双重政策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法规定缅甸和亚丁将与印度分离，成为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印度本身经各王公之国同意后将成为一个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国组成的联邦。同1919年宪法中的规定一样，总督仍保留对外交事务和防务的权力，但联邦的其他所有事务全交给两院制议会处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约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在各省，用省议会和向省议会负责的各个部代替已被事实证明是无法实行的两头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获得了选举省议会的权利，省议会将享有处理本省事务的绝对自治权。如果某个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职责，当地的英国省长有权处理公共事务。

由1935年的组织法提供的联邦证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义者，拒绝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继续起作用。不过，对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随着1937年各省议会的选举而付诸实施。民族主义者控制了11个省中的7个省份，并立即着手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备土地改革。1939年，当总督宣布印度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控制了该党。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的正式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蒋介石，但真正的领导人则是布吕歇尔。也许该注意到，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最后，孙中山将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不过，一党统治下的一段时期的监护被认为是必要的。民生主义旨在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实现国家对工业的管理或控制来为人民谋求经济上的改善。

1925年，正当孙中山为实现他的抱负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时，他却去世了。他虽未能活着看到军阀被挫败和国家的统一，但今天，大陆的共产党人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都公认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孙中山的去世使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1926年5月，他担任了"北伐"的总指挥，"北伐"是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从而统一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以破竹之势前进，于10月到达长江。这时，首都迁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汉口。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置身于汉口的左翼分子和蒋将军领导下的右翼分子之间日益增大的分裂。蒋介石赞成民族主义而不赞成社会革命。他因一直行进在他的各师前面的左派宣传团的活动而变得惊慌起来。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尽管蒋介石曾与他的俄国顾问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产主义的，他决心阻止左派对国民党的控制。

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疑，右派和左派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必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时，这一较量终于到来。正如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鲍罗廷返回俄国，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首脑。1928年6月，他的军队占领北京，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完成了国家的正式统一。这一新的中国的首都迁到了南京。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这些说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随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和在将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的保证的吸引下，加入了共产党的阵线。众所周知，共产党最初曾与孙中山合作，后来，于1927年同蒋介石决裂。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

蒋介石在卷入同共产党的这一内战的同时，还遭到了来自国外的日本人的进攻。我们以后将看到（见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一侵略从1931年占领满洲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人控制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时。共产党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终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让毛泽东在其新首都北京统治大陆。

第二十二章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时，欧洲本身正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一方面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干涉之后正胜利地兴起。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西欧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骚扰，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定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迪诺公约》、《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和苏联作出的进行五年计划而不进行世界革命的保证而得到解决。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着起来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反革命和外来干涉的起因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希望他们终于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各种成员也同样热中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占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一如布尔作维克争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恼火的运动。在欧洲和殖民地地区，布尔什维克号召"劳苦大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西方许多领导人作出的反应自然是企图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煽动者点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导火线之前把他们消灭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们，以便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协约国以往大量贮存在俄国的军用物资的处理问题，这些军用物资有16万多吨贮存在摩尔曼斯克，80万吨贮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情愿或不情愿地让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协约国干涉的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动机：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国债务的做法自然使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势来促成干涉。内战过程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一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外，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西方的战争便结束了，于是提出了协约国的干涉是否应进一步进行的问题。原先有关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和阻止德国人夺得军用物资的争论这时已毫无意义。

在巴黎的会议上，协约国领导人讨论了是否继续进行干涉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都赞成立即停战。但是，乔治·克列孟梭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其发源地。为了在国内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不得不离开会议，因此，他们都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留下的代表、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陆军大臣温斯特·丘吉尔都持有与克列孟横较接近的观点。因而，达成了继续进行干涉的决议；这一重大决择将意味着三年多的战争和战后数年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遗产。

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俄国军队已四分五裂，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代替。国防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对手是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海军将军、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邓尼金将军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将军。从他们发动的战役中可看出一种共同的格局。他们首先从基地发动突然进攻；轻易地取得最初的胜利，进入距全面胜利不远的阶段，然后，他们被阻挡住了，渐渐被击退，最后被击溃和"肃清"，"肃清"是布尔什维克最喜欢用的一个字眼。1919年3月，高尔察克攻占了乌拉尔山脉西面的乌法城；8月，邓尼金已向北推进到基辅；到10月时，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区。这时，列宁的政权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区，这一地区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然而，到1919年年底时，形势已转变：邓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里米亚，尤登尼奇被迫撤退到波罗的海地区，高尔察克不仅被迫退到乌拉尔山脉另一边，而且被捕获和处决。

1920年初，这场严峻的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于波兰人的出现和法国人重新开始的大规模干涉，战争又进行了整整一年。波兰人决心尽可能地向东扩展他们的边界，于1920年4月趁俄国人混乱和疲惫之际侵入乌克兰。前一年作战的格局这时又再次出现。波兰人快速推进，5月7日便占领了基辅，但5个星期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这座城市；到7月中旬时，他们已后撤到自己的国土上。得胜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向前推进，8月14日到达华沙郊外。但是，波兰人得到了法国人的有力支持。阻止了俄国人的前进，并设法将他们赶了回去。这场战役于10月中旬结束，1921年3月18日的《里夫条约》规定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波-苏边界。

其时，弗兰格尔将军已取代邓尼金，在法国人的慷慨援助下，占领了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在结束了同波兰人的战争之后，便将军队掉转过来对付弗兰格尔，向南把他赶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这座半岛从前是沙皇和大公的游乐地，这时却挤满了大批混杂的难民——高级教士、沙皇的官员、贵族地主和白军的残存者。法国军舰将尽可能多的人撤走，疏散到从君士坦丁堡至马赛的各个港口，剩下的人只好听凭得胜的红军任意摆布。

这时，唯一留在俄国国土上的外国军队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基地进行军事活动的日本人。原先，西伯利亚东部除日本的分遣队外，还有美国和英国的分遣队，但后两者已于1920年撤走。日本人则继续留下来，希望通过傀儡政权来控制这些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地区。美国曾再三向日本人施加外交压力，要他们离开，最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上，终于说服他们撤走。

布尔什维克获胜的根源随着日本人的撤离，进行内战和干涉的这一悲惨时期顺利地渐近结束。列宁领导的共产党这时控制了全国。1919年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言这一结果，当时，受围困的共产党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协约国军队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消灭。但事实是，与苏联历史学家所断言的相反，协约国从未将它们的注意力和财力集中到在俄国继续进行的那场斗争上。除了某些担任次要职务的、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外，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干涉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因此，他们怀着各种相冲突的动机断断续续地支持干涉。他们的确为白军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但却很少派遣军队。只是在俄国北部，这些协约国的分遣队才有效地参加了实际的战斗。事实上，在西伯利亚东部，日本、美国和英国军队更经常参与的是互相争斗的阴谋，而不是反对红军的战斗。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已断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损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加强共产党人本身力量的作用。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如果西方政府没有通过这种设想欠妥的干涉帮助布尔什维主义逐步获得力量，布尔什维主义是否会在整个俄国占上风，是很值得怀疑的。"

协约国的不团结和优柔寡断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一个原因。白军中不团结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各领导人的互相冲突的野心，而且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各种右翼分子的根本对立。相形之下，共产党人享有某些最终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他们的坚如磐石的党组织强行建立了一种其反对派未曾有过的团结和纪律。共产党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无情地查获了种种反对派集团。军事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巧妙地将无产阶级自愿兵的热情与前沙皇军官的不可或缺的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缔造了一支新的、强大的红军。而且，这支军队还享有控制国内交通线的巨大优势，这与白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白军各部队之间、白军同其西欧和美国的补给品供应地之间相隔着极大的距离。最后，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呆着。但是，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有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国农村的土地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担心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的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的势力均衡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关键性的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保障。